據飛行國際（Flight Global）3月21日報道，美國五角大樓在2023年2月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在美國空軍內部，包括武器系統軍官在內的軍事飛行人員，在一些特定類型的癌癥發病率方面，顯著高于不參與飛行活動的地面軍官。

(資料圖)

這項名為“戰斗機飛行員的癌癥患病率和死亡率”（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among fighter aviators）的研究，是由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第711人力效能飛行聯隊負責實施的。

初步的結論顯示，相較于普通人群，美空軍飛行員患睪丸癌的可能性高出近30%，皮膚癌和前列腺癌的可能性高出約25%，患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可能性高出13%。

但在一些特定類型的癌癥上，美空軍飛行員的患病比率要低于正常人群，包括腎癌、甲狀腺癌和泌尿系癌癥。

該項研究追蹤了從1970年到2004年間，空軍戰斗機飛行記錄超過100小時的每一位飛行員的各種健康數據，特別是癌癥相關數據，參與調查的人數達到3萬多人。

而作為對比的參照對象，不參與飛行的地面軍官人數的資料統計則達到30多萬份。

01或與特定機型有關

此外，美空軍飛行員的癌癥發病概率變化特征，被初步證實與特定機型間存在顯著關聯。

F-100戰斗機

比如針對早期噴氣式飛機F-100的飛行員的調查就顯示，在這一人群中，幾乎所有類型的癌癥發病率都更高，特別是結腸癌、直腸癌、胰腺癌、黑色素瘤皮膚癌、前列腺癌、腦癌的發病率和致死率。而在整體調查范圍中，美空軍飛行員的腦癌和普通人群是相近的。

02反直覺的統計結果

調查報告聲明，現階段這一研究還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只是在較大規模嚴肅調查的層面上，確認了美空軍飛行員存在更高癌癥發病率和致死率的事實；而對于具體的原因，目前還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

盡管有基于現代醫學理論的初步懷疑方向——包括電離輻射、電磁輻射、有毒有害物質接觸等不同環境因素，但在具體的調查過程中，還沒有深入到足夠建立起明確聯系和挖掘出病理過程的程度。尤其是在部分研究領域，還出現了反直覺的統計結果。

比如通常認為，長期暴露在紫外線下，是患黑色素瘤皮膚癌的重要誘因；軍機飛行員頻繁在中高空活動，理論上會遭受更強的紫外線傷害。但事實上，美國空軍飛行員皮膚直接暴露在紫外線下的時間并不高，甚至顯著低于美國普通人群基于娛樂休閑目的（比如周末日光浴）而導致的暴露時間。

但從大方向來看，軍用飛機在使用和維護過程中，確實存在大量的高風險要素。在后續的研究中，或許會有很大的概率，這些高風險要素會被證明是導致美空軍飛行員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更高的主要原因。

03戰機上的高風險要素

飛機座艙

比如在F-100這樣的早期飛機中，由于光電技術落后，儀表和開關旋鈕的夜間可讀性必須涂敷夜光漆，依靠鐳等放射性元素實現指針、刻度的自發光功能……而一架飛機至少有25~30個類似的相關設備。

盡管在目前的研究中，針對實際的輻射劑量測量的計算結果認為，這些飛機在服役期間形成的輻射水平還不足以導致增加癌癥風險，但放射性元素的存在顯然會令人不安。

除了鐳之外，軍用飛機上也存在其他的危險材料。比如在以陶瓷和碳材料技術為基礎的先進剎車實用化之前，包括F-14在內的部分美國軍用飛機，一度采用了昂貴而劇毒的鈹合金作為剎車材料。

F-14

顯而易見，在飛機制動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含鈹成分的粉塵彌散和附著。而鈹和鈹的化合物，通常都是I類致癌物。

04高功率電磁輻射

在現代化的軍機上，這類材料的應用已經變得越來越少；但依然有大量有毒有害的成分無法避免，比如在應急動力系統上被廣泛應用的肼類燃料，比如針對特種火災的消防泡沫……

除了此類材料導致的污染外，高功率的電磁輻射也是一個潛在的致癌因素，甚至有可能是較為主要的原因。

軍用飛機上普遍搭載了大量的高功率探測、通信、電子戰等設備；特別是戰術飛機的飛行員，駕駛艙和射頻設備艙通常緊密相連。盡管在設計上，飛機各艙，特別是駕駛艙都有著對應的電磁屏蔽設計標準和要求，但這些標準和要求本身是否足夠合理，在設計制造過程中能否可靠實現，有沒有足夠完善嚴格的檢驗測試，都是存在疑問的，尤其是較早年代的產品上。

托馬斯·希爾，前F-4和F-14飛行員，飛行時數超過3600小時，完成了960次航母著艦，已患食道癌去世。

目前美國空軍的這項研究范圍還比較有限，沒有涉及地面上為飛機提供燃料、武器、維護維修服務的地勤人員。但是在媒體和社會評論中，不乏認為這些人群同樣存在癌癥高發和高致死率問題的觀點。

05飛行員群體主動推動

實際上，“戰斗機飛行員的癌癥患病率和死亡率”這一官方研究的出現，最早是由以托馬斯·希爾為首的一批退役飛行員所推動的。

較早時候，就有不少美軍飛行員懷疑其群體的癌癥發病率要高于普通人群體，但由于缺乏統計調查結果，這樣的觀點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從1985年開始，希爾開始編制數據庫，將他可以驗證的每一個患有或死于癌癥的F-14飛行員列入其中，并在隨后將調查擴展到所有海軍飛機的飛行員群體。

到2001年，他得出的結論是，海軍飛行員患有癌癥的概率是普通人的3~5倍。

盡管希爾早期的相關研究集中在海軍領域，但隨著時間推移，他的研究很自然地吸引了包括“紅河谷戰斗機飛行員協會”“飛行員醫療問題委員會”以及“HunterSeven基金會”等在內的各種組織，這些組織或由退役飛行員組成，或是航空醫療組織，或是由退役軍人為主專門從事退伍軍人的醫學研究和教育。

希爾的研究在通過相關組織的推動和放大以后，在美國社會上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并獲得了美國空軍一些重要將領的關注與回應，這些將領與相關組織進行了深入的交談。在他們的授權下，美國空軍對軍機飛行員癌癥高發問題進行了正式的官方調查研究。

地勤面臨的癌癥風險可能比飛行員更高。

基于現階段的研究結論，目前美國一些議員正在推動名為《飛行員癌癥檢查研究法案》的新法案，這一法案要求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查明整個軍隊航空領域軍人的癌癥發病率，被調查的人員不僅有飛行員，還有機組人員和地勤人員。

另外，法案還要求查明這些軍人接觸的化學物質、化合物、制劑、燃料、排放物或其他因素。此外，該法案還要求退伍軍人事務部同時進行一項研究，以確定這些有毒有害物質或其他因素與這種癌癥發病率或死亡風險之間是否存在科學確定的因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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