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3月7日電（記者于子茹）3月7日下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大會堂作最高檢工作報告，當日，報告起草組成員、最高檢辦公廳副主任胡光陽解讀報告。

少捕慎訴慎押不是不捕不訴不押

(資料圖)

最高檢工作報告顯示，訴前羈押率從2018年54.9%降至2022年26.7%，為司法統計以來最低；不捕率從22.1%升至43.4%，不訴率從7.7%升至26.3%，均為有司法統計以來最高。

羈押的少了，不捕、不訴的多了，是不是意味著對犯罪的打擊力度減弱？

“司法機關的辦案理念、政策也要與時俱進。”胡光陽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過去20年間，我國社會長期穩定，刑事犯罪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概括來說就是：重罪案件持續下降，輕罪案件也就是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持續上升。

過去五年，上升的主要是罪行較輕的新型危害經濟社會管理秩序犯罪。比如，起訴“醉駕”150萬人，上升1倍；起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從2018年137人上升至2022年13萬人。

“現在嚴重犯罪大幅度減少了、輕刑犯罪占到了大多數，就要更加準確地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當寬則寬、該嚴則嚴。”胡光陽說。

2020年，最高檢就提出“少捕慎訴慎押”檢察理念，要求檢察機關對嚴重刑事犯罪堅決從嚴打擊的同時，對較輕犯罪、初犯偶犯等做到少捕慎訴慎押。2021年，這一司法理念被確定為刑事司法政策。

檢察機關攜手政法各機關狠抓落實，取得明顯成效。最高檢數據顯示，刑事犯罪的訴前羈押率，也就是起訴時犯罪嫌疑人處于拘留和逮捕狀態的占比，從2018年的54.9%下降到2022年26.7%，這是從1985年最高檢有司法統計以來的最低值；不捕率則從22.1%上升到43.4%，不訴率從7.7%上升到26.3%，都是有司法統計以來最高。

“少捕慎訴慎押決不是不捕不訴不押。”胡光陽鄭重明確表示，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犯罪、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犯罪，檢察機關始終堅持“嚴”的一手不動搖，堅決依法嚴懲、決不手軟。同時，對于依法不捕、不訴的，也不是放任不管。

對于那些涉嫌較輕犯罪、無社會危險性依法不捕的，更多地運用取保候審等非羈押措施管起來，而且更多運用大數據進行有效監管，實現由傳統的“人盯人”向“數據管人”“科技管人”轉變，保證不“關起來”也能管得住。對于不起訴但應該給予行政處罰的，及時移送主管機關處理，讓違法行為受到應有懲戒。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懲治促矯治、企業獲新生

“過去三年，受疫情等因素影響，企業發展尤為不易，更需要、更珍視法治的呵護。”胡光陽說。

一些小微民營企業在創業、發展過程中，因不善經營、不規范管理觸犯法律。胡光陽認為，對涉經營類犯罪的小微企業，如果也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視情給其機會，促其合規經營、走上正軌，讓企業活下來、經營好，無論是對于促進經濟發展，還是保就業保民生，都具有重要意義。

2018年最高檢發布11項檢察政策，明確對企業負責人涉經營類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提出適用緩刑建議。

落實中，為了防止“一寬了之”，最高檢2020年起探索開展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對依法可以不捕、不訴的，先要求涉案企業作出合規承諾、積極整改，把違法違規的問題整改好、把經驗管理上的漏洞彌補上，然后再作出不捕、不訴決定。落實合規整改，懲治促矯治。

試點以來，檢察機關共辦理相關案件5150件，已有1498家企業整改合格。3051名責任人被依法不起訴；另有67家企業整改不實，243名責任人被依法追訴。

胡光陽說，這項改革，實際上是“對癥下藥”，督促涉案企業糾正經營管理問題，然后依法予以從寬處理，讓企業走上守法合規經營之路，避免企業因為涉案而垮掉了、倒閉了，影響就業和民生。

懲治促矯治，讓企業獲得新生。

最高檢工作報告中就提到了一個案例：有一家網絡公司非法爬取一外賣平臺數據，涉嫌犯罪。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爬取的數據不涉及公民個人信息，情節較輕，同時這個公司還是一個成長型的科創企業，主要因為管理粗放導致涉案，于是就啟動合規整改程序。嚴格落實監管、認定整改合格后，檢察機關依法不起訴。結案當年，公司新增員工700余人，營收增加1.6億元，納稅增加1000萬余元。

能動履職，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最高檢工作報告提到，用心呵護未成年人安全幸福成長。

這些年來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持續多發。為此，檢察機關會同公安機關、人民法院堅持依法從嚴懲治，過去五年依法追訴這類犯罪29萬人。同時，注重結合監督辦案，把從嚴懲治的要求從個案辦理上升到檢察政策，體現出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的堅定態度。

“報告中提到的這兩項政策就是集中體現。”胡光陽介紹，一項政策是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有組織犯罪一律從嚴追訴，另一項政策是網絡猥褻等同線下犯罪追訴。

以網絡猥褻等同線下犯罪追訴為例，2018年，檢察機關抗訴了一起通過網絡聊天強迫女童自拍裸照案。檢察機關認為，在網絡環境下，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上傳裸照或視頻，危害性與線下犯罪是一樣的，同樣嚴重侵害了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因此應當等同線下犯罪予以追訴。

胡光陽介紹，最高檢把這個案件作為指導性案例下發，確立了這樣一項檢察政策。“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重拳懲治，守的是社會底線，護的是萬千家庭。”

在嚴打的同時，檢察機關還積極履職促進校園安全。

2018年，最高檢抗訴了一起學校老師強奸、猥褻多名女童案件。辦案中，檢察機關發現一些學校存在嚴重的安全管理漏洞，最高檢就此全面梳理類似案件情況，分析校園安全共性問題，向教育部發出了“一號檢察建議”，推動加強校園安全管理等工作。各級檢察機關會同教育部門持續抓落實。

“報告中講到的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報告、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入職查詢制度，就是在落實‘一號檢察建議’過程中，最高檢會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兩項重要制度。”胡光陽說。

這兩項制度有力地呵護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他舉例，一位醫生接診了一個6歲的孩子，發現這個孩子渾身多處大面積淤青，有的還是陳舊傷，孩子父親說是不小心玩耍摔傷了，這個醫生很敏感，認為明顯不是摔傷，有可能是被毆打虐待導致，于是就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查實孩子父親虐待的犯罪事實，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強制報告制度對于解決一些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不敢說、不想說、不會說，導致犯罪發現難、發現晚問題，有直接作用。”胡光陽說。

截至目前，檢察機關已通過強制報告追訴犯罪5358件，對不予報告的督促追責719人。檢察機關已推動接觸未成年人行業開展入職查詢2003萬余人次，不予錄用1830人，解聘有前科劣跡人員6814名。

做好“后半篇文章”，讓群眾信訪真正解決

“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被一些人稱為最貼心的檢察工作。

自2019年，最高檢提出對群眾信訪“7日內程序回復、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復”以來，檢察機關為何連續四年要集全國檢察之力做這件事？

“我們平時給別人發條問問題的微信是不是也希望‘秒回’，更何況信訪大多關乎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胡光陽坦言，全國檢察機關接收信訪總量年均100萬件左右，其中最高檢就有20萬件。過去，由于工作力量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接收的群眾來信大多未能及時回復。

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就意味著在人員數量不變的情況下，檢察官工作量要增加。為此，檢察機關充實信訪工作力量，控告申訴檢察部門全員辦信、辦訪；加強信息化建設，實現四級檢察院所有信訪線上辦理；強化督導檢查，定期通報，持續開展“回頭看”。

四年來，檢察機關收到的353.9萬件信訪均在7日內告知“已收到、誰在辦”，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復率超過95%，得到信訪群眾充分認同。

“最高檢提出，辦理群眾信訪案件，決不能僅僅“依法辦”就完了，必須讓合理合法訴求得到真正、有效解決。”胡光陽介紹，為了做好回復、答復的“后半篇文章”，做到信訪案件案結事了，檢察機關主要做了兩件事。

一是檢察長帶頭辦案。最高檢要求，從大檢察官做起，各級檢察院領導干部帶頭辦理疑難復雜信訪案件。過去五年，42名大檢察官共辦理疑難復雜信訪積案475件。同時，基層檢察院接收的首次信訪案件全部由基層院院領導包案辦理，盡力把信訪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當地。

二是廣泛推開公開聽證。一些持續多年的爭議性復雜案件，僅靠書面審查、三言兩語作出結案決定，往往很難做到案結事了。現實生活中，老百姓遇到爭議，往往喜歡“找個人評評理”。最高檢就借鑒這個樸素而管用的矛盾化解方式，自2019年起創新開展公開聽證，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律師、村（居）委會代表以及專家學者等擔任聽證員，當事人、檢察官、聽證員坐在一起，圍繞案件的爭議問題擺事實、講道理，“打開天窗說亮話”，讓當事人更深入地了解案件的是非曲直，打開“心結”，從而息訴罷訪，讓公平正義看得見、聽得懂、真實可感。

胡光陽告訴記者，報告中講到一個“草場聽證會”，有兩家牧民因草場邊界糾紛打官司多年，先是父輩之間打官司，父輩去世后，子女接著打官司，糾紛持續20多年。檢察機關受理監督申請后，做了大量調查核實、實地走訪等工作，查明案情后，在爭議草場主持召開聽證會，把當地林業局、派出所、司法所的工作人員等都請到一起，共同釋法說理，雙方終于握手言和、現場打樁定界，這場跨越兩代人的糾紛終于案結事了。

據介紹，到去年底，檢察機關共開展公開聽證4.4萬件，化解率超過80%。

“有網友認為聽證是檢察機關辦案方式的‘自我革命’，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開展公開聽證，檢察官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和組織工作，任務量加倍，但是，只要能讓人民群眾訴求得到真正解決，再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胡光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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