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國網新疆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王曉斌

中國能源新聞網記者余璇

中能傳媒：我國提出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有哪些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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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斌：自2020年“雙碳”目標提出以來，我國加快完善頂層設計、謀劃路徑舉措，相繼出臺“雙碳”指導意見以及分領域分行業實施方案，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日臻完善。但是，實現“雙碳”目標的涉及面廣、周期長，一些地方忽視客觀規律、盲目行動，特別是202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對部分省區能耗強度、消費總量發出“紅燈”預警后，部分地區為了競爭性完成能耗“雙控”指標，甚至出現了“運動式”減碳、“一刀切”停產限產等錯誤行為，直接導致“雙碳”目標實施推進初期在煤炭、電力等方面發生了短期的供給收縮問題，對經濟社會正常運行造成較大沖擊，原有的能耗“雙控”制度在“雙碳”目標下存在實施挑戰。因此，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打破了能耗“雙控”對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約束，更加符合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需求，對于促進節能提效、保障合理用能、調整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支撐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中能傳媒：目前，我國能耗“雙控”實施情況如何，碳排放“雙控”基礎條件怎樣？

王曉斌：“十三五”時期，我國建立并持續完善能耗“雙控”制度，能耗“雙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能耗“雙控”制度由建立到實施的過程中，也存在管理缺乏彈性、不能反映不同品種能源的單位能耗排放強度差異等弊端，執行時在地方層面出現一定程度的偏差，例如部分地區采用限電限產措施完成能耗“雙控”指標，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輿論風險。因此，2021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完善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度方案》，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并適當增加管理彈性，進一步促進各地區深入推進節能降耗工作，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現階段，“雙碳”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碳排放統計核算等碳排放“雙控”的基礎和條件還比較薄弱，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將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大量的基礎工作支撐和全面的經濟社會發展予以保障，各地區各部門需要提前謀劃、及早部署、精準施策，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科學有序推進實現“雙碳”目標。

中能傳媒：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將給能源行業帶來什么變化？

王曉斌：2020年12月的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到2030年，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我國更高的氣候目標要求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必須進一步深化和加速，促進技術和資金轉向能源低碳發展行業領域，助力能源行業持續向清潔低碳方向邁進，實現能源結構調整和綠色轉型發展。目前，我國新能源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等方面都取得重大進展，結合良好的新能源發展基礎，在構建新能源占比逐漸提高的新型電力系統目標的帶動下，新能源的規模發展將帶動技術產業化提升、成本進一步下降，改善政策環境、市場機制等非技術因素，同時將加速儲能、智能電網、氫能、電動汽車等快速發展，全面提高發展質量。

中能傳媒：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對能源行業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王曉斌：首先，要求能源行業以節能高效為基本方針，把節約能源和提高效率貫穿到能源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促進化石能源與清潔能源協同互補發展。以煤電行業為例，我國大型發電站的發電效率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中小型機組還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間。根據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我國亞臨界機組還有近4億千瓦，這部分機組的煤耗存在能耗偏高、靈活調節能力不足等問題，需要通過實施改造升級提升清潔高效水平。

其次，要求能源行業以綠色低碳為根本方向，不斷加快清潔能源開發應用和化石能源綠色低碳開發利用，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能源結構以煤為主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但在“雙碳”目標提出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不少地區忽視發展實際和發展需要搞起了“碳沖鋒”、運動式“減碳”。如今，隨著我國能源轉型一系列目標和要求的逐漸明確，應遵循能源轉型發展規律，逐步打破煤電及化石能源主體地位，推動新能源逐步成為裝機和電量主體，推動煤電逐步成為調節性和保障性電源，實現傳統電力系統向新型電力系統的平穩過渡、有序銜接。

最后，要求能源行業以科技創新為發展動力，堅持技術引領能源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高附加值價值鏈轉移。經過數十年發展攻關，我國能源科技水平有了長足進步和顯著提高，但與世界能源科技強國和引領能源革命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總體上跟隨式發展特征較為明顯。面對新形勢新要求，必須把自主創新擺在能源科技創新的核心位置，發揮市場在科技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能源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攻關，實現能源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

中能傳媒：在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的過程中存在哪些挑戰，有何建議？

王曉斌：首先，加快建立統一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目前我國碳排放核算監測標準規范、技術手段、管理機制等仍有大量欠缺，現有碳排放核算工作存在標準邊界模糊、基礎數據薄弱、核算方法滯后等現實問題，難以適應“雙碳”工作形勢和要求，亟須通過統一規范統計核算體系、強化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建立完善監管制度等措施加快調整完善。

其次，加強碳排放“雙控”的頂層設計。以能耗“雙控”制度的相關經驗教訓來看，能耗控制總量的指標是以各地經濟總量為基礎，因此我國西部地區普遍面臨著能耗指標不足的窘境。必須加強碳排放“雙控”的頂層設計，采取分階段、分步走的實施策略，先明確碳排放強度控制，隨著各地區各部門排放“家底”的逐步清晰，再逐步過渡到絕對總量控制，避免碳排放“雙控”制度在短期內對經濟和行業競爭力造成過大沖擊。

最后，逐步擴大碳市場覆蓋范圍。目前全國碳市場僅納入發電行業，同質化程度較高且減排成本差異不大，碳減排成本下降的空間有限。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煤電度電煤耗大約為305克，已經優于美國和德國，僅次于日本，根據現有技術水平和未來技術發展路徑難以實現較大水平的煤耗降低。未來全國碳市場應逐步納入石化、建材、鋼鐵等具有較大減排潛力的重點行業，深化通過碳市場來降低全社會減排成本的成效。

責任編輯：阮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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