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表明，1—11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99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122.1%。今年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并好于預期，離不開一系列保就業政策的實施，也得益于新就業形態提供了大量靈活就業崗位。在拓寬就業渠道、增強就業彈性、增加勞動者收入等方面，新就業形態發揮了獨特作用，成為不少人就業的新選擇。

下蹲、吸氣、起身、呼氣……每天晚上，22歲的李文慶都會在直播平臺打卡上班，帶領學員完成一節線上健身課程。“受疫情影響，傳統健身房招聘規模不大，我就加入了線上健身平臺，在網上帶團課，也有一對一指導。”剛畢業的李文慶選擇了線上健身教練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

電商主播、網約配送員、在線咨詢師……新職業不斷涌現、廣受關注，如何發揮新就業形態積極作用，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

新形態

網絡數字平臺拆分工序，將任務分包給不同勞動者

新就業形態是什么?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看來，新就業形態與互聯網等新科技息息相關，是有別于標準就業和傳統靈活就業的平臺化組織用工和勞動者就業新形態。

“隨著網絡數字平臺的大量涌現，原本招用1個工作人員的工作，被拆分成10個、100個甚至更多的工序和任務，通過互聯網平臺分包，讓很多勞動者一起來承擔這些任務，從而造就一批新的就業形態。”莫榮說。

這種新，體現為一批新就業崗位的涌現。

“比如網約車平臺，就催生了網約車司機、司機服務經理、自動駕駛路測安全管理員、自動駕駛測試駕駛員等新的就業崗位。”滴滴出行相關負責人馮馨說。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以新業態形式出現的平臺企業員工數已達623萬人，比上年增長了4.2%;平臺帶動的就業人數約7800萬人，同比增長4%。

這種新，也體現為全新的就業模式。

位于福建的一家食品公司有400名特殊的員工。“他們全部都是從欣悅餐飲管理公司派遣過來的，給我們解了難題。” 公司人事部經理李建平說。此前，受疫情影響，部分員工無法及時返崗，影響企業復工復產。

福建省晉江市工商聯加強引導和服務，推動會員企業進行員工余缺調劑。“我們還嚴把安全關，新用人單位與原用人單位及員工簽訂三方協議，避免出現權責不清的情況。”晉江市工商聯常務副主席鄭科偉說。

新特征

幫助重點群體實現靈活就業與長期就業相結合

新就業形態能量有多大?

莫榮介紹，我國1億靈活就業者中，約7800萬人選擇依托互聯網的新就業形態。新就業形態容量大，部分崗位門檻不高，能夠助力重點群體實現就業增收。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多跑單，每月收入就能超8000元。”今年24歲的李松來自云南省鎮雄縣。去年，由于哥哥病情加重，母親也患有重病，為更好照顧家人，李松從打工地返回昆明，加入了外賣配送隊伍。

在今年1—5月新加入美團的107萬外賣騎手中，有7.3萬為國家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平臺就業規模大，有的就業門檻較低，可以實現精準就業扶貧。”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說。

進出自由，新就業形態具有靈活性與兼職特性。“新就業形態可以幫助重點群體實現靈活就業與長期就業相結合，保障其個人收入有延續性。”張成剛說。

同時，新就業形態的靈活性，也吸引了大量有本職工作的人參與共享經濟，獲得額外收入。阿里巴巴新服務研究中心主任張瑞東介紹，據某外賣公司數據顯示，56%的騎手擁有第二職業，其中26%是小微創業者，21%為技術工人。

“通過兼職送外賣，騎手平均每月可以多賺超過2900元，16%的騎手每月多賺4000—6000元，這些收入平均占到家庭總收入的40%。”張瑞東說。

新標準

研究制訂保障標準，提升從業人員職業技能

新就業形態，有其生機勃勃的一面，也有成長的“煩惱”：勞動關系不明晰、勞動者權益難保障、就業政策難享受……

“作為一種新生事物，現行勞動法律制度和勞動用工管理方式與新就業形態并不適配。”莫榮說。

這其中，最為基礎的就是勞動關系的認定。“勞動關系認定是用工管理的前提，關系著勞動者能否加入工傷、失業保險保障體系。”張成剛說。

張成剛建議，應針對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特點，研究制訂平臺就業的報酬支付、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職業安全等有關勞動標準，保護勞動者權益。同時，建立適合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和勞動監察制度，以便在發生勞動爭議時能夠及時得到妥善處理。

“失業保險條例和工傷保險條例的修訂也很迫切，建議專門增加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社保補貼和享受待遇相關內容。”中國就業促進會會長張小建說。

在莫榮看來，加強新就業形態職業培訓尤為重要，通過培訓提高從業人員的服務質量。

今年5月，人社部啟動了新就業形態技能提升和就業促進項目試點工作，面向新就業形態的重點就業群體提供崗前培訓和技能提升培訓，促進其就業或穩定就業，并將浙江、廣東、湖北、山東等7個省份15個地區列為全國首批新就業形態技能提升和就業促進項目試點地區。